问“中国男士为什么在当下不爱穿西装了”，即意味着他们曾是热衷于西装过的。

 1933 年，鲁迅在《申报月刊》刊登文章，提笔表明当时“着西装”在上海的必要性：“如果一身旧衣服，公共电车的车掌会不照你的话停车，公园看守会格外认真地检查入门券，大宅子或大客寓的门丁会不许你走正门。所以，有些人宁可居斗室，喂臭虫，一条洋服裤子却每晚必压在枕头下，使两面裤腿上的折痕天天有棱角。”

 民俗学专家徐龙华在《上海服装文化史》中举例描述改革开放初期西装被重新关注的现实：“上海的一些文化单位为职工谋福利，就集体为职工做西服，而且请的都是上海著名的西装店，因此制作出来的西服都非常标准。一般这样制作的西服是三件套：西装、西裤之外，还有西式背心。”

 自开埠以来，上海一直是中国时尚潮流的引领城市。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西装在上海的流行可以看作是中国男装流行趋势的预告。

 清朝末年，伴随着口岸开放、租界开辟、洋务运动和留学运动，西方世界的“标准式”着装式样“西服套装”（Tailored Suits）传入中国。1904 年，上海的“王兴昌记”已经制造出国产西服。在中国，改服，尤其是改男服，一直是古代朝代更迭中的必然。民国继承传统，以“今世界各国趋用西式，自以从同为宜”为理由将西装燕尾服作为大礼服。自此，西装在中国获得了正统地位。时至 30 年代，对西装的推崇在一定圈层中已经到了“欲谈交际，必穿西服；不穿西服，莫谈交际”的程度。

 西装正行之时，中山装诞生。这款由孙中山与黄隆声创制的服饰后在蒋介石的令下成为政府官员的制服。1949年后，中山装依旧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标准服装，到了六七十年代，这种又被称作“毛装”的服装已经成为中国人着装的必然，无论男女，而仅以颜色区分职业——工人穿蓝装，军人穿绿装，干部穿灰装。

 不懂得时尚的中国男士是最在意穿着的。士大夫最重礼仪，什么时候应该穿什么，什么身份的人能穿什么、什么颜色、什么纹样，讲究颇多，容不得半点差池。

 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民族自信的增强，以及自我个性和表达的挖掘，中国男士自然而然地希望找到那些更加“我”和“我们”的着装。仅看独立设计师，Ziggy Chen、Pronounce、Xander Zhou、Ao Yes……曾经或正在从民族服饰出发探索中国男士着装的品牌就不胜枚举。

林语堂写于 1934 年的《论西装》一文阐述了中西服装在哲学上的不同：“西装意在表现人身形体，而中装意在遮盖形体。”洪晃在接受《WSJ.》中文版采访时直抒东西方传统上对于男性气质的理解有所不同，西方的“汉子”强调身体上肌肉和部分器官尺寸的大小，而东方所推崇的是精神和头脑。

 西服套装的衰落、男装的休闲化，一定程度上源于人们日常生活中公与私界限的模糊。这与技术发展有关，与社会变革有关，但都将男性的穿着需求指向一种多场合性和功能复合性。在品牌纪录片中，仪安以自己穿着的一件带有中式元素和西方剪裁制作完成的夹克衫举例：“它出行便利，穿着舒适，防水防风，保暖，可以穿着去买菜或者出席正式场合。”

 如此务实的朴素追求，暗合了中国男士的穿衣传统。据记载，北平时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是中西结合式的穿搭方式：上身是中式长衫或大褂，下着西裤，脚上是半新不旧的皮鞋。可见，中国人是不拒突破常规的穿着的，自有在外来的与本土的、 接受和拒绝之间摸索微妙平衡的传统。